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如果是原始社会，狩猎和采集那个时期的人类社会，越是有体力资本的人，长得高大强壮的人，越能够去打猎，有那个优势。再一个呢，更重要的一点，原来每次房价要下跌的时候，各级地方政府想办法去施加压力，不让房价下跌，所以这就造成房地产价格预期往未来看，只会进一步往上涨，而不会下跌，造成了更多投机买房需求不断被刺激出来，造成了房价只有上涨一条通道，没有下跌风险。
房地产只涨不跌，那大家想把钱往哪里转移那？那肯定都去不断地买房子。这样一来，（金融）教育从高中开始，大学层面就为整个经济结构做更多铺垫。你怎么看现在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我看你之前的文章也讨论过不平等的问题，说对于现代社会，只要消费差距不失控并且低收入人群也能有体面生活，其他差距不一定只是坏事。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很好理解。另外，也有不同的保险产品、不同的保险公司，再加上不同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因为对房地产交易（包括对投机炒房）的限制越多，房产市场的流动性越差，房子的价值就会越低。我很遗憾地看到过去这些年，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然而，1978年注定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农民工以其规模和年龄优势（超过半数在40岁以下）保证了城市经济的劳动力供给。随后于1984年开始又陆续确立了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如此，把世界经济不平衡或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归咎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民粹主义政治和保护主义政策倾向日趋增强的情况下，形成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摩擦。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充足和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
农村这项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初突破。户籍制度最关键一步改革即农民工的市民化之所以举步维艰，在于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之间的关系不对称。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实行家庭承包制所必然引致的人民公社的彻底废除，是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体制突破。不过，劳动力市场发育至此，也造成城市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准入与基本公共服务权益之间的分离。了解改革开放时期与人口转变一个特殊阶段的高度重合，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越来越充分，以及流动范围的扩大，不仅开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显著地缩小了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实行家庭承包制的直接目的，是改进对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激励机制，给予农户经营自主权和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一是看不到诸多与户籍制度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形式，都在外围上发挥着同样的限制流动的作用。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不仅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产生对潜在增长率继而实际增长率的不利影响，还倾向于导致城市化速度减慢。
不过，到了1970年代末，凤阳只是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贫困恶果的一个缩影。由此出发，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回答下列问题从而解决一般的发展问题：第一，通过改革解决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
小岗村的村民未必知道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会上讨论了哪些问题，并且，事实上当时会上通过的文件也没有明确肯定任何一种改革做法。两类人口增长形成的这种剪刀差态势，同时也表现为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创造了这个时期独有的人口机会窗口。
最终，搭便车必然成为普遍现象，低下的激励必然导致极低的生产率。也就是说，随着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状况的显性化，劳动力开始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和农村之外，转移规模则一步步从小到大。如果把户籍制度看作由内核与外围两个部分组成的话，事实上，这项改革一直在外围上得到积极推进。例如，1978年国有经济雇员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78.3%，如果加上集体经济雇员，两种公有制经济的就业比重高达99.8%。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对传统体制的改革中实现的，既创造出微观激励又获得了宏观效率，符合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社会变迁规律，却又密切结合了中国国情，与中国特定时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转变阶段，以及面临的体制遗产相对应。然而，中国农业的制约在于经营规模过于狭小，户均土地面积只有0.6~0.7公顷，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规模（2公顷）的1/3。
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从2009年最高水平2.67下降到2017年的2.35。中国特色城市化则是把改革、发展和分享融为同一过程，把潜在增长率转化为经济发展奇迹的实践载体。
（三）改革历史瞬间之三：废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1958年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旨在把人口的居住和就业纳入国家计划之中，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自由迁移和流动。2003年3月17日，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担任平面设计师、年仅27岁的孙志刚，在街头受到警察盘问，因没有办理暂住证被收容，羁押在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其间遭到护工和部分被收容人员的殴打，三天后非正常死亡。
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特征化事实 从过去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选取的上述三个历史事件，分别代表着改革如何解除劳动力退出、流动和进入的体制障碍。
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造成微观低效率，无疑降低了总产出。在那个时代，这仍然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因此，把劳动力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或促进劳动力流动，是兑现人口红利的关键。
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就业得到全面保障，几乎全部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吸纳。为了更充分发挥城市化增强社会流动的功能，需要在劳动力横向流动的基础上，推进人口和家庭的纵向流动。
因此，改革时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既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实现方式，也足以享有与这个增长奇迹同样的声誉，在经济史上留下应有的笔墨。（三）进入的身份：从作为劳动者的进入到作为居民的进入 在当下的中国，增强劳动力纵向流动的关键，是在更高层次上和更深程度上为农民工群体开启进入城市部门和社会的大门。
随后几年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一方面有赖于这个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流动从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础，因此，三农政策应该更加聚焦于生产方式本身，政府的各项投入应以扩大土地规模为导向。
为实现明显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以及缩小乃至消除基本公共服务差别的社会政策目标，最关键的环节和预期效果最明显的着力点，就是从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消除人口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入手，把农民工及其家庭培育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时期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量，25.6%的贡献来自于中国。第一，改革是什么，为了什么。无论怎样，传统增长源泉终究要转向新的、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
然而，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还是其他具有类似人口转变特征却未取得不凡增长绩效的国家，都提供了现实的证据，表明仅仅具有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高速增长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的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机制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经济体制，以便把有利的人口结构特征转化为相应的经济增长。最后，随着1990年代初粮票等票证制度被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就业也就不再遭遇有形的障碍。
中国也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上。这些讲话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也是邓小平的一贯要求：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加快，发展是硬道理。
19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大约有30%~40%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人数高达1亿~1.5亿。把这个数据与城乡就业结构变化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库兹涅茨过程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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